佛山市高明区史志办公室 陆剑芬
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7号）颁布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条例》第三条规定：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第十条明确了地方志书毎20年编修一次，地方年鉴是20年左右新一轮地方志书续修的平时资料积累。《条例》所说的地方志书外延有所拓展，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志书，又包括了地方综合年鉴，年鉴和地方志两者是局部和全局、“年度产品”和“时代产品”的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年鉴的编纂应着眼全局和长远，从体例、条目、内容上与地方志衔接，更好地为修志服务。
年鉴与方志的特点
《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两者有许多共同点：1.性质上,都是资料性文献,地域性的国情地情资料书。2.功能和作用上,都具有“资治、存史、教化、兴利”功能,强调为现实、社会和后世服务。3.体例上,都是横排门类,分类编排。4.编纂方法上,都是众手成书。5.语言文字上，都采用记述体，文风朴实、严谨。
尽管相同之处很多，但两者也有很多不同。1.方志和年鉴起源各异。地方志编纂是我国独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优良文化传统，自隋、唐确立史志官修制度以来，历代都把修志作为一种官职、官责，并颁布政令对修志进行统一规范。世界上的古代文明许多都中断了，像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现在除了少数建筑遗存外，其他都不见了。惟独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这很大程度是得益于编修地方志这一传统，因为延绵不断的、世代相续的文献典籍中方志占了很大一部分。如果方志是地地道道的“国货”，那么年鉴则是百分之百的“洋货”，它起源于欧洲，传入中国仅100多年。20世纪20年代，我国年鉴事业开始初具规模，但并没有大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到1965年，全国才出版过5种年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我国年鉴事业才进入发展的快车道。2.方志和年鉴的周期不同。年鉴一年编辑出版一次，周期短，可以逐年连续出版。方志纂修上一轮完成到新一轮启动间隔时间一般长，短则十几年，长则上百年、几百年。新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我国的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3.体裁和表现手法有所不同。志书只用记叙体裁，着重铺陈事实，述而不作，寓观点于事实之中。年鉴的专文部分属议论，编写条目用记叙文或说明文，也可两者并用。年鉴的灵活度较大，可以将活着的成绩卓著的知名人士作为新闻人物立传，还可以适当刊登营业性广告。
差异并不是本质的，事实上从年鉴在我国100多年的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蓬勃发展的态势来看，年鉴已经与方志有机结合并成为不可分离的相互组成部分，年鉴成为方志事业中的重要一环。年鉴不仅为修志积累、储备资料，弥补志书周期长的不足，为下一轮修志培养人才。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郦家驹的《地方志和年鉴》一文中认为：年鉴逐年出版，连续不断，就可为下一轮修志提供经过整理的十分可贵的资料，事实也就是在为下一轮修志作准备。原中国年鉴研究会会长尚丁在《方志、年鉴比较说》一文中说过：它们是一对兄弟，应该各有侧重，取长补短，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刚刚颁布实施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年鉴就是地方志的组成部分，两者就是部分和整体、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志界行家们一致共识：有志无鉴，缺乏近期的资料积累；有鉴无志，则缺乏对一段时间长河的资料的提炼和升华。鉴是志的基础，志是鉴的延续和发展。志鉴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的实践中，不少地方的方志部门一手抓方志，一手抓年鉴，以志书带动年鉴，以年鉴推动志书，互相促进，共创成果。佛山市高明区史志办公室在完成全国第一届新编地方志编修任务后，主要精力投入年鉴的编纂，从1999年至今，共出版了7本年鉴。其中《高明年鉴》2002卷荣获首届中国地方志年鉴条目编写优秀奖。
毋庸置疑，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综合年鉴编纂纷纷上马，年鉴事业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蓬勃，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和许多地市县都编辑出版了地方年鉴，编年鉴已成为地方志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有些地方的年鉴编写机构五花八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把年鉴办成了画册、入鉴内容记喜不记忧等，很大程度上影响、制约了年鉴、方志事业发展。
年鉴编纂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年鉴编纂未纳入方志部门工作。目前，从省级到地（市）县都有不少的年鉴不是方志部门编纂的，出版机构可谓五花八门。就广东省佛山市而言，《佛山年鉴》由佛山日报社出版，《南海年鉴》由独立的南海年鉴社编写出版，《高明年鉴》、《三水年鉴》由史志部门修编出版，顺德则还未出版年鉴。据1996年的统计，全国24家省级综合年鉴中，由地方志部门办的10家，不到二分之一；在81家地（市）级年鉴中，地方志部门办的76家；在241家县级年鉴中，地方志部门办的231家。可见，一些地方的年鉴编纂没有纳入方志部门，更谈不上是方志工作的一部分了。由于年鉴编纂出版机构的混乱，有的年鉴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造成年鉴质量良莠不齐，严重削弱了年鉴的“存史”功能。
二是年鉴成了“画册”。编写年鉴的机构独立在地方志部门之外，没有财政经费支持，成为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甚至企业，于是经济效益很自然被放在第一位。按照常规，年鉴中专文、特载部分约占10～15%，文献选编占10～15%左右，年鉴内容占60～70%。不少地方的年鉴内容比例严重失调，为创收各种宣传广告充斥整本年鉴，长篇累牍刊登花花绿绿的广告彩页，年鉴仿佛成一本印刷精美的“画册”，甚至个别年鉴还出现了“有偿鉴稿”，年鉴没有“鉴”味，质量下降。不少地方出现“富年鉴、穷方志”的现象。
三是染上“记喜不记忧”的通病。这是当今不少年鉴存的一个通病，年鉴通讯员提供的稿件专门挑领导高兴的事写，对存在问题轻描淡写或者干脆不写。这样的年鉴不能实事求是、全面、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年度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反映的只是片面情况，缺乏真实性。作为方志的资料积累，年鉴都做不到“秉笔直书”，方志又何来“秉笔直书”？
四是只记述业务，不记述精神文明建设。有些部门的年鉴稿只记述了本部门当年的业务工作情况，对思想教育、队伍建设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只字不提，走进了年鉴稿只记业务的误区。
五是照搬照抄，“千鉴一面”。有些部门的每年上送年鉴稿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看得出来只是在去年年鉴稿基础上改了几个数字而已，换汤不换药，根本体现不出本部门或本单位当年的特色，没有抓住当年的重大、新鲜事件。
年鉴工作应为修志工作服务
年鉴是方志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修志积累资料，年鉴编好了，才能为修好方志打下坚实的基础。作为局部的年鉴要更好为方志这一全局服务，关键是理顺年鉴编写机构，明确年鉴的目标和方向，从体例、条目设置、内容方面与方志衔接，使志、鉴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共同为“三个文明”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具体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各地政府要扎实贯彻新颁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把年鉴工作真正纳入方志工作，把方志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列入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并纳入法制化轨道。从上到下理顺方志（年鉴）的工作机构，准确定位，明确目标和方向，借我国第一部地方志全国性法规《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的东风，把地方志（年鉴）事业再向前大大推进一步。
（二）年鉴和方志都是资料性著述，年鉴要从体例、条目设置、内容方面与方志衔接。在体例上，年鉴应该继承方志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力求做到纵不断线、横不缺项。在坚持年鉴年度特色的前提下，借鉴学习方志“纵述事实”的编写方法。在条目的设置、内容的选择上，在立足当年，放长眼光，瞄准长远的修志目标，做好衔接和资料的积累准备工作。
（三）年鉴和方志都是以资料性、真实性为生命，年鉴编写要全面反映、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戒“记喜不记忧”、只记业务不记精神文明、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存史”功能等的片面做法，把年度发生的正反两方面有价值的客观事物反映出来，反映时代与社会真相，成为名符其实的“鉴”，供读者（尤其是后人）研究，为修志工作准备真实的第一手材料。
（四）要把年鉴的年度性与方志的时代性统一起来，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年鉴的编写在实践中要与时俱进，密切关注社会改革的新动态，把握时代特征，认清发展趋势，勇于突破与新时代、新事物、新情况不符合甚至有冲突的惯性旧框框、陈腐理念、机制和方法，探索实践新思路、新方法、新机制，忠实记录时代发展步伐和社会真相，克服“千鉴一面”的现象。
比较而言，修方志需要时间长，属于“时代产品”，编写年鉴时限性强，集中反映上年的翔实情况，属于“年度产品”。总而言之，年鉴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挥着资政、教化、存史的重要作用。年鉴只有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充分发挥自身“短、快、新”现实服务性强的优势，努力与方志衔接，才能更好为修志服务，共同发挥“资治、存史、教化、兴利”功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志事业大步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