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乃一方全史，地方志所记载的内容全面，是研究地方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佛山共修了4部旧志，都称作《佛山忠义乡志》。佛山镇修志始于清康熙五年（1666），由李侍问主编，称康熙志或李志，但已经散佚，仅存《序》和《小引》。第二部修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陈炎宗总纂，分为十卷，又称乾隆志或陈志；第三部修于清道光十年（1830），吴荣光主修，分为十四卷，又称道光志或吴志；第四部修于民国12年（1923）由冼宝干总纂，分为十九卷，首一卷，附捐册一卷，又称民国志或冼志。现存的三部乡志均保存完整，是研究佛山历史的第一手材料。通过三部乡志，我们会了解当时佛山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情况，但笔者更多地是想从中发现一些不曾被重视的，对时代发展有借鉴继承作用的内容。
1、佛山无愧于“天下四大镇”、“天下四大聚”之一的称谓。
在清代一些文人墨客的游记中，经常会用“天下四大镇”、“天下四大聚”之一来记载佛山。如刘献廷在《广阳杂记》卷四中记载：“天下有四大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但也仅仅是一种称谓而已，对于为何会有如此的称谓，却没有过多的说明。即便是在《广州府志》、《南海县志》中，记载的也并不全面。如果没有乡志的记载，恐怕后人难以了解这些称谓从何而来。翻开民国志卷六《实业志》会发现，对于农业、工业、商业的记载非常详实，对于各类行业的记载都不胜烦琐。诸如布扣行、头绳行、打棚行、舂米行、茯苓行、榨奶行、爆竹行、元宝行、挑夫行等等。道光志记载，佛山有18省会馆：江西会馆、山陕会馆、楚南会馆、楚北会馆、福建会馆、广西会馆等。不仅如此，佛山还设有22家洋馆。如此可见，佛山无愧于“天下四大镇”、“天下四大聚”之一的称谓。
2、佛山无愧于“气标两广的人文之邦”的称谓。
在后世人的印象中，佛山更多的是以它的经济地位名于世，文化底蕴并不深厚。不难发现，明清时期的文人笔记，在记载佛山时，都是强调了它的工商业发展。如果没有乡志的编纂，也许这种观念将会一直延续下去。翻开三部乡志目录发现，明清时期，大量家塾、社学、书院涌现，反映了佛山重视教育的传统。乾隆志开始设有乡学篇目，到道光志时，更是把乡学专门作为一卷来记载，而民国志中，顺应时代的变化，专门设立了教育志。教育的发达，加快了人才的大量涌现。在民国志卷十三《选举二》中记载，仅清代一朝，佛山就出了进士38人，举人181人。如陈炎宗（解元）、吴荣光（进士）、骆秉章（进士）、李文田（探花）、戴鸿慈（进士）、冼宝干（进士）等。在三部乡志中，涉及人物的卷数都在三卷以上，内容篇幅也占有相当分量。当然，这与雍正时期，修志重视人物的记载有很大关系。尽管如此，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名人贤达，志书的记载也不会如此丰富。充分表明在明清时期，佛山无愧于后世给予的“气标两广的人文之邦”的称谓。
3、佛山在处理城市发展与环境关系中积极寻求平衡。
经济的不断繁荣，必然会带来一些城市发展的问题。诸如街道的拥挤、火灾的发生、河道的淤浅等。当时的民众已经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他们制定禁令，通过发布告示、刻石立碑等做法，引起人们对生存环境的重视。在道光志和民国志中，就专门单列了乡禁卷。民国志的乡禁卷有以下内容：“禁临堡开涌、禁修基越派、灵应祠庙铺还庙、拨铺给流芳祠祀典、官埠碑示、贮庙租建义学、禁颁胙、禁另户诡寄胥役勒规、禁设硝厂、核定正埠章程、广储义仓、准复乡饮、流芳祠二渡奉准、禁番摊赌坊、清涌碑示、文阁前北坦田照、禁占筑涌河埠路、禁拆卖祠墓、禁正埠私占踞摆、禁山棍盗坟、清庄告示二道、禁花子强索规则、修基告示。”从条目可以看出，禁令都关乎乡中利弊，以此约束民众的行为。其中《清涌碑记》就是对佛山涌的保护。为了避免佛山涌的淤浅，光绪八年、九年、十年、十二年曾连续清涌，在碑记中，明确记载了清涌的费用来源，其中包括寺庙捐助，祠堂捐助，以及各行的捐助，充分表明佛山民众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4、佛山在经济兴旺时不忘行善积德的传统。
所谓“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慈”和“善”两个词最初是分开使用的。在长期的演进过程中，两者的字意渐趋相近，均含有仁慈、善良、富有同情心的意思。到南北朝时期，慈与善常常并列言之，于是便有了“慈善”这一称谓，并为时人所习用。佛山自古就有行善积德的传统。在乾隆志和道光志中，尽管没有把这一类单独作为卷目设立，但也有关于义行、义仓的记载。这一时期主要是以赈灾、救济为主，多数为乡绅、寺庙、商会的行为。到民国志编纂时，由于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卷目单设了“慈善志”，其中有个人行善，有家族接济族人行善，也有政府、庙宇救济平民的慈善活动。该卷记载的条目有“仓储、善堂、医院、育婴、救商会、各国医院、茶亭、石路、栖流所、义山”。可以看出，慈善行为中西兼备，不管是本土还是侨寓人士，都能参与其中，足见佛山慈善事业的包容、开放。时至今日，每年一度的慈善万人行，就是佛山行善积德的最好延续，表现出“通济天下”的优良传统。
司马光称方志为“真博物之书”。对于明清时期的佛山镇而言，尽管后人可以从其他的资料记载中获取一些明清佛山的信息，但也只是只字片语。如果没有这三部志书，现在或者后世再来谈论那段辉煌的历史时，似乎会显得底气不足。由此可见，乡镇村志的编纂也是必须的。县志重于详，乡镇志贵于专。编修乡镇村志，既是为后人保存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更是传承地方文化的一种载体。地方志工作机构在编修各级志书的同时，应该加强对乡镇村志编修的指导和帮助，更好地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