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佛山市人民政府立项、佛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持的佛山文化项目——《佛教与佛山文化》一书，2015年由齐鲁书社出版。该书著者为广东区域史研究专家、暨南大学古籍所所长刘正刚教授。这是继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之后，又一部佛山地方史研究的厚重之作，将推动佛山史研究再次进入一个新高潮。
笔者在详细阅读《佛教与佛山文化》之后，感触最深的是书中屡屡引用地方志作为史料佐证其学术论点，从中可以管窥地方志在地方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一、引用地方志丰富资料。早在清朝初年，佛山乡士人就倡议编修乡志。目前稍事佛山文史研究的人都知道，佛山历史文献的遗存并不多，除三部方志（乾隆版、道光版和民国版《佛山忠义乡志》）和一些碑刻、族谱等文献外，大部分史料散佚殆尽，而关于佛教的直接史料更少之又少了。这其实为著者研究明清之前的佛山历史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著者并没有局限于佛山本土的资料，而是从省志、府志以及相邻县乡志中寻找资料，同时结合其他历史文献，对之进行勾勒。据笔者粗略统计，在脚注中出现地方志资料的就有110多处，而正文直接引用的更不胜枚举。
由于佛山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出现相对较晚，同时由于宗教传播的特殊性，一位高僧的传教足迹往往不限于一个地方。著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两点。为弥补佛山地区志书记载的不足，著者把整个视角放在了珠江三角洲范围内，在书中引用了广东通志、广州府志、南海县志、番禺县志、顺德县志等记载的史料。由于佛山在历史上属于南海县管辖的时间较长，其中引用南海县志的次数最多。从现存较完整的元大德《南海志》，到清末宣统《南海县志》，著者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发现史料的线索。
当然，书中最多引用的还是三部《佛山忠义乡志》。著者在前言中指出，与本课题密切相关的地方志是《佛山忠义乡志》，分别纂修于清代乾隆年间、道光年间和民国时期。虽然时间跨度较大，但对佛教在佛山地区的活动则有较为详细的发展脉络记载。尤其是著者在统计明代、清代、近代寺庙数量时，更多地依据了三部乡志的记载。
二、利用地方志资料佐证其学术观点。作者在书中第二章第一节论述佛山得名与佛教的关系时，反复引用三部《佛山忠义乡志》的内容。在论述茅屋讲经时，著者引用了成化《广州志》、宣统《南海县志》的记载，指出唐代南海和广州其他地区一样，仍流行以茅茨建屋的习俗，直到南宋时期还在持续。①以此说明历史文献记载最早在佛山塔坡冈一带弘法的场地为茅茨所造，是有历史根据的。由此可以看出，著者对地方志资料的熟悉程度。
为证明塔坡寺已经成为佛山人对地方历史记忆的一个象征性符号，著者引用《佛山忠义乡志》关于重修塔坡古庙的资料，从重修的次数、捐资名单以及文人墨客的诗句中，论证佛山人对塔坡与佛山得名的历史记忆十分虔诚和深刻。塔坡寺作为佛山佛教历史文化的起源及佛山得名的历史物证，已经变成了佛山人关乎本地文化传承的历史基因。无论人世间如何沧桑变幻，对于佛山人来说，塔坡寺始终是佛山人追忆文化遗存的宝贵源泉，塔坡已经成为佛山人宗教信仰中的圣地。②
一般来说，明清寺庵多建于名山之中，而在佛山这样商业极度发达的闹市建立如此多的寺庵，在全国并不多见。著者认为，佛山因佛教而得名，并以禅城而流芳百世，这一现象在中国传统的城市发展中独一无二。③著者把地方志书记载的史料，用列表的形式，详细分析了几个时期的寺庵情况，成为佛山因佛得名的有力证据。
书中还有一个观点，佛山祖庙之名应是民众亲缘与历史意识共同的产物。著者认真分析《佛山忠义乡志》记载的史料后指出，“祖”字在大多数情况下带有血亲之意，但“祖”字也可作源头解，中国人认同的黄帝、女娲为人类“始祖”等现象就是证明。所以，著者认为，佛山的北帝庙又被称为祖庙，不能完全排除其带有始祖神灵崇拜的意思。④
三、对地方志记载资料深入辨析。地方志的记载也并非完全准确无误，尤其是在传抄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不同的变化。古谚云：“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孟子又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著者在使用地方志记载的历史资料时，并没有一味的采取拿来主义，而是结合其他文献对地方志资料进行了深入的辨析和鉴别。如对“三尊佛”真伪和出土时间、佛山石榜设立时间、现存铁塔重铸时间的辨析和考证，都能让我们对佛山历史产生新的看法。
现存三种《佛山忠义乡志》对“三尊佛”出土的时间记载不同，乾隆志比较隐晦，以传说的口吻记载；道光志将传说的时间具体化为贞观二年发现铜佛；民国志认为东晋时发现铜佛。贞观时，勒石“佛山”。著者通过对乡志的深入辨析，并引用廉州府志、广州志、广东通志等记载，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推论为唐代发现三尊佛像。同时，对塔坡古井的开凿时间和后来发掘的时间也进行了合理的辨析。
书中对佛山石榜的辨析，体现了著者的思辨功力。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对“佛山”石榜的详细介绍引起了著者的好奇。因为在之前的道光《佛山忠义乡志》中记载石榜已经遗失。民国版乡志的照片，与现存的石榜长宽比例明显不符。所以著者在书中认为流传至今的佛山石榜，应该是道光之后的作品，而非唐代一直存留的作品。⑤
另一个体现著者思辨功力的是对现存祖庙的铁塔样式的最初建造时间。道光版《佛山忠义乡志》记载，铁塔建于雍正九年，而民国版乡志则记载建于雍正十二年，两者相互矛盾。著者指出，如果雍正十二年重建确切的话，则合理的解释就是雍正九年倡议动工，到十二年完工，不可能在三年间又重铸铁塔。到乾隆四十六年时重铸铁塔。在乾隆五十三年重修经堂古寺时，可能觉得铁塔与寺庙的格调不匹配，所以到嘉庆四年仿效阿育王塔式建造。著者认为，这就是现在所看到铁塔模型的最初样式。
四、结语。方志乃一地之全史，记载了一地各方面的信息，号称地方百科全书。章学诚认为，“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⑥地方志所记载的内容较为全面，是研究地方历史的重要文献。按照地方志的种类来看，目前流传下来的旧志，以省、府、州、县志为主，而作为县以下单位的乡、镇等志却极少。从地方志入手，对于开展区域地方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因为认识特定的地域、区域，最直接的历史资料就是地方志。有着陶艺之乡、粤剧之乡、武术之乡、广纱中心、岭南成药之乡、南方铸造之乡、民间艺术之乡等美誉的佛山，不应因历史记录资料的缺乏而被学术界所冷淡。《佛教与佛山文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著者不仅把佛山本土的地方志资料竭尽用之，而且还能从相关的地方志中找寻资料，充分发挥了地方志对地方史研究的作用。笔者相信，这部著作能够重新唤起学术界对佛山史研究的热潮，对佛山的文化发展事业也将起到促进作用。
注释：
①②③④⑤刘正刚：《佛教与佛山文化》，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187-188页；第134、180页；第152-200、256页；第203-205页；第42-43页。
⑥《中国方志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方志大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0页。
（文章原载《广东史志》2015年第5期）
